周末读史丨何平：马建忠的“重商主义”金银观与近代中国主导货币的取向

导读

《IMI财经观察》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在《中国钱币》杂志“中国传统货币金融文献导读”专栏上先后发表《从传统经典看货币》系列文章，选择重要的传统中国经典货币金融文献，既从历史情景出发，以求“理解之同情”，也与今天的货币与金融理论思考相对接，力戒简单比附，坚持“古今东西立体比较”，以传统中国的货币与金融思想资源，为重建货币与金融理论提供参考。

本文为系列第二十八篇，原载于《中国钱币》2022年第2期。

嘉道年间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利用鸦片输入引发中国白银外流，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当时人们应对货币问题的理据和对策，仍然局限于传统的国内视野和话语体系。无论货币名目论的代表王瑬，还是货币金属论的代表许楣，即便是在鸦片战争后十年为咸丰皇帝谋划理财之道，以纸币发行来解决财力不足的户部侍郎王茂荫，在货币处方的选择上走的也是同一条技术路线，未能触及本位问题。第一次鸦片战争根本改变了清代中国的发展局面，清廷却坚持自我麻痹和掩饰。第二次鸦片战争对“天朝上国”的冲击影响深远，迫使各阶层人士的行为模式也发生划时代的变化。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对中国利权的侵蚀下，清朝官方开启洋务运动。中国士人在时局变化下，在与西方国家及西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以多种途径接触西方制度与文化。一些直接到西方国家学习、有长期实地生活经历的人士，较之单纯的文本阅读和短时间走马观花的临时考察，借助旅居西方的生活实践，对其制度和文化有不可比拟的深切洞察，在探求富强之由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于货币问题的理解，他们也在这种西方文化的框架下进行解读，以西方的政策和思想理念，寻求改良中国货币处境，谋求中国“富强”之道。

马建忠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在西方多年的留学生活经历以及长期参加洋务活动和对外经济交涉事宜，作为“西学东渐”的实际参与人，利用所学西方话语体系对中国富强的经济政策和货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在光绪庚寅年（1890）春写的《富民说》作为近代经典的中国版重商主义文献，在重商主义的语境下讨论了金银的重要性。

01

“西学东渐”中的改良派思想家

马建忠（1844-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出生于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商人家庭。其父马岳熊早年是乡里塾师，后来以行医为业，同时还兼做米布、药店等生意。由于其医术不凡又擅长经商，名声遍及远近乡里。二兄马建勋，早年效力淮军，得以与李鸿章熟识。后来经曾国荃提拔，任职淮军粮台。四兄马建常（相伯），先后创办上海震旦、复旦两大学，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

学龄时的马建忠，启蒙于孔孟圣贤之书，“少好学，通经史”。刚刚“就塾识字”，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征战大江南北，并克取天京（南京）。为逃离战乱，马建忠“随家转徙，凡十八迁而抵上海”。他在天主教会开办的依纳爵公学就读，立志科举学业，并学习拉丁、希腊、英、法等西方古今文字。“方执笔学举子业，而苏松又陷，未几而又有庚申之变。”

所谓“庚申之变”，即 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自命“天朝上国”的大清帝国节节败退，咸丰皇帝仓皇逃往承德，京城沦陷。清朝随即接受西方列强的苛刻条件，订立城下之盟。“款成，全师屯上海，民与安焉，若罔知有变故也者。而我朝士夫被此莫大之耻，专务掩匿覆盖，以绝口不谈海外事为高，直无有深求其得失之故以冀得一当者。然则 他日彼族为祸之烈，不察可知矣。”

清朝大臣在国家蒙受奇耻大辱之时，“专务掩匿覆盖，以绝口不谈海外事为高”，给马建忠极大的刺激和震动。他开始思索“坚船利炮”给中国带来的“洋患”问题。出于民族义愤与安国之心，他抛弃当时士人所热衷的科举道路，改习“洋务”。初始他广泛阅读上海翻译过来的西洋书籍，但是已经出版的各种译著远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遂乃学其今文字与其古文词，以进求其格物致知之功，与所以驯至于致治之要，穷原竟委，恍然有得于心。”他直接学习英、法、希腊和拉丁语言文字，以掌握西方各国的科学文化、风土人情，以及更重要的“致治之要”，亦即富国强兵的国家治理策略。

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主持洋务，擅长多种外文，熟悉洋务的马建忠在二哥马建勋的引荐下，获得李鸿章的赏识，加入李的幕府。光绪二年（1876）十一月，经李鸿章奏保，马建忠以郎中资格兼出国公使郭嵩焘随身译员的身份，被派往法国留学深造。自此他开启了亲历西方世界，浸染西学的经历。

在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期间，马建忠曾刻苦钻研政治、公法、律例、交涉、文辞和格致等专业课程，游历法、英、德、意、奥等国，实地考察其国情。西学文本的学习和各地游历的切身体察，让他深刻地认识到，中西强弱差距巨大，其根源在于清代中国只求“富国”，而西方各国却秉持强烈的欲“富国”必先“富民”的理念。这种认识充分体现在他留学法国第二年（1877）写给李鸿章的汇报信中，“窃念忠此次来欧一载有余，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护商会而赋税可加，则盖藏自足，得民心则忠爱倍切，而敌忾可期。”留学经历让他深刻地认识到西方器物之精，关键在于相关制度与文化上的建设。

光绪六年（1880）三月，马建忠回到天津。李鸿章对他极为赏识，六月特地为马建忠请封至二品衔，以备总理衙门出使各国之用。作为李鸿章的幕僚，由于屡次奏陈借款、造船、创设海军、通商、开矿、兴学储才等条陈，得到李鸿章称赏，其提议大多得到采纳。然而马建忠因西学的浸染，观念上逐渐的改变，与洋务派官僚集团产生分歧，渐行渐远。

光绪二十年（1894），由于政治上屡屡受挫，他离开北洋，回到上海专门从事著述。光绪二十六年（1890）八国联军攻占了天津和北京，应李鸿章征召，马建忠协理外务。这年 8 月中旬，在为李鸿章赶译沙俄威逼性长篇电文时，因过劳热症大作，14 日逝于上海，年仅 55 岁。

正是在摆脱仕途和政治纷扰的情况下，居住在上海期间，马建忠编著了《马氏文通》和《适可斋记言记行》两部传世之作。《马氏文通》10 卷，以拉丁文法研读汉文典籍的语言结构规律，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著作。在语言学方面的卓越成就，掩盖了马建忠在其他方面的贡献。实际上，马建忠作为“西学东渐”的实践者，是近代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中借助西学谋求富强之道的典型代表，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上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下面就以他《适可斋记言记行》中的《富民说》为中心，来看他的经济政策理念和金银观。

02

重商主义的金银观

马建忠关于金银重要性的认识是他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思想的论述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在他的《富民说》中。我们结合这篇文献就马建忠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及其金银观进行解读。在此基础上，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经典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和思想框架来检视马建忠中国版重商主义的意义。

（一） 马建忠的重商主义思想及金银观

马建忠从追求富强的国家治理目标出发，提出求强以致富的重商主义主张。他的重商主义思想主旨，是以国际贸易和金银的占有为核心。这与 1840 年鸦片战争前清代中国仅仅从国内视角来处理经济及各种问题完全不同。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进入，清代中国面临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逆转。国家的富强必须在抵御外侮、国际竞争的视野下寻求取胜之道。

“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上溯康乾之际，税厘不征而度支重，海市有禁而阛阓足。乃军兴以来，海关厘金岁入多至二千余万，商贾互市岁至二万万，然户库形支绌，闾阎鲜盖藏。前后百余年间，上与下贫富情形何若是迥异哉？昔也以中国之人运中国之货，以通中国之财，即上有所需，亦不过求之境内，是无异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循环周复，而财不外散。今也不然。中外通商而后，彼易我银之货岁益增，我易彼银之货岁益减，而各直省之购炮械、购船只又有加无已。于是进口货之银浮于出口货之银，岁不下三千万。积三十年，输彼之银奚啻亿万。宝藏未开，矿山久闭，如是银曷不罄、民何不贫哉！”

1840 年之后中国的积贫积弱，不过百余年间，康乾盛世的辉煌便已成为不可企及的记忆。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贫富情形如此巨大的差异呢？在他看来，第一，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经济只有国内单一的内部循环，经济活动，物资的流通，均是由中国人在国境内进行。出现财力不足，也是在国境内寻求弥补之道，“财不外散”，不存在财富流出国外的问题。第二，鸦片战争西方殖民势力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实行不平等条约下的中西通商，利用自身的生产优势和不合理的鸦片毒品输入，造成中外贸易上中国处于巨大的逆差地位。在进出口上，西方进入中国可换取白银的货物越来越多，中国可用于出口的货物日少，出口货物价值不能与进口的货物相抵。而各省购置外国的枪炮器械、船只也不断地增加。这样便形成中国在国际收支中巨大的逆差，形成白银的外流。每年必须净支出 3000 万两白银来解决贸易，以 30 年计算，流出中国的白银以亿万计。第三，在白银存量减少之外，中国没有充分地开采金银矿，这更加导致了白银的不足，以致国民处于贫弱状态。那么，如何解决中国贫弱局面呢？

“然通商非中国独也，宇内五大洲国百数，自朝鲜立约，而闭关绝使者无其国矣。若英，若美，若法，若俄，若德，若英属之印度，无不以通商致富。尝居其邦而考其求富之源，一以通商为准。通商而出口货溢于进口者利，通商而出口货等于进口者亦利，通商而进口货溢于出口货者不利。彼英、美各国皆通商，而进出口货不能两盈，故开矿以取天地自然之利，以补进出口货之亏；至地利不足偿，乃不惮远涉重洋，叩关约款，以取偿于我华民。”

他明确指出，英国、美国、法国等国，无不以通商致富。在国外居住学习时，“考其求富之源，一以通商为准”，通商是西方列强共同的致富之道。他进而演绎了重商主义关于对外贸易中应取策略的要点，即在进出口对外贸易的策略选择上，出口大于进口对于国家有利，出口等于进口也对国家有利，进口大于出口则对国家不利。西方国家的对外贸易中，不能两盈的局面，便直接开发金银矿，取自然之利来弥补进出口形成的金银缺口。在此基础之上，通过直接的开矿，谋求金银储藏的积累，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持。他指出：

“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矣。欲中国之富，莫若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出口货多，则已散之财可复聚；进口货少，则未散之财不复散。其或散而未易聚也，莫若采取矿山自有之财。采取矿山自有之财，则工役之散不出中国，宝藏之聚无待外求，而以权百货进出之盈虚，自无不足矣。”

马建忠坚决主张不得出现贸易的逆差，从进口和出口两头着眼，增加出口，出口货多，就可以将流出国外的白银收回国内积蓄起来，减少进口，进口货物减少了，就不会使得现存的白银又流出国外，收到“未散之财不复散”的效果，维持金银储藏的充足。至于那些已经流出国外的金银，没法通过对外贸易盈余收回的部分，只有开采矿山来提高金银的绝对拥有量。开采矿山来积累自身拥有的金银储备，就业和用工在国内，金银储藏不需要到国外寻求，具有自主性。以自身产出的金银储备作为核心货币，服务于商品流通，是可以满足的。随后，他从两个方面具体地论述了重商主义的保持贸易盈余的经济思想。

1 以出口大于进口的策略保持财富的增长

（1）保持出口货物增多的策略

依托中外贸易的通商途径实现国家富强的首要措施，就是增加中国可供出口的货物。为了使中国出口货物增多，应当提高中国固有特产的国际竞争力，使其在国外市场上广泛畅销，扩大市场占有率。明代中期以后，特别是乾隆时期以来，茶叶和生丝是中国出口的大宗产品，由于这两项中国货物大量的出口，嘉庆以前中国长期处于出超地位，成为白银单向流入的最大动力。但是，由于马戛尔尼使华谋求条约通商的失败，英国商人在印度殖民地试种培植茶叶，近代日本也在开港之后实施同类产品的种植和提质增效，近代中国的茶叶、生丝出口形势完全改观。

“一曰使出口货多，则在精求中国固有之货令其畅销也。中国固有之货以丝茶为大宗。通商之始，丝茶出口足与洋药、洋布进口相抵。乃近年英属印度盛产丝茶以夺我利。查印度十余年前丝出口仅值百万，茶出口仅值五百万。去岁出口之丝已值二百七十余万，出口之茶值一千六百余万。日本丝茶近亦畅旺，每岁出口近千万。中国之丝每岁出口值三千二百余万，茶亦称是。核计十余年间中国丝茶所增不过数百万，迥不若印度、日本丝茶岁增之多。若不及时整顿，则彼日增而畅销无已，而我止此岁入六千余万之数，不尽为所夺不止。”

国际市场上充斥的是印度和日本的茶叶和生丝，中国固有的特色优势出口产品却失去了市场。如不整顿中国茶叶和生丝的生产和经营，将在中外贸易中失去应得的利益。马建忠提出三个增强中国茶叶和生丝出口能力的方法。

第一，提高中国茶叶和生丝本身的质量，讲求生产和加工技术的改进和提高。

“讲求丝茶之本原也。尝考意、法两国育蚕之家，种桑有术而叶肥茂，选种必良而蚕硕壮。且察其僵之犹癞也，广药而别饲之，使不传染，时其化之出蛾也，烘而干压之，便可久藏。……又观印度之种茶也，其培植之方，相地利，因天时，比萌芽，而采叶，而伐枝，莫不日以煊之，火以焙之，水以润之，色以浓淡之，或藉人力，或用机器，皆有程度。……中国应及此时于育蚕、产茶之省，通谕各督抚，转饬该属，访求西法，师其所长，毋执成见，庶我固有之利不尽为洋产所夺。”

他提出学习意大利、法国养育蚕丝的技术，印度制作茶叶的工艺，“访求西法，师其所长”，来切实地改进中国茶叶和生丝的质量，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

第二，以公司组织的经营模式，通过生产的规模效益，扩大中国生丝和茶叶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归并丝茶之商本也。外洋商务制胜之道在于公司，凡育大兴作、大贸易，必纠集散股，厚其资本，设有亏累，则力足持久，不为外商牵掣。中国丝茶出口成本约值六千余万，类皆散商开设行栈。始则各就当地争先采办，乡民乘间抬价而成本已昂；继则以争先致拥挤，原本不得收转，则借庄款，贴拆息而囤，本更昂；终则洋商窥破此机，故延时日不即出价，而庄款期迫，息重，不得不自贬以求速售。于是又人人争先，而向价骤昂者一转盼而骤低矣。历年丝茶两商每致亏蚀数百万金，职是故也。今诚以散商股归并为数大公司，公举董事以为经理，则采办之价易于会商，无高抬之虞。资本既厚，货款少而利息轻，货到各口不必急于求售，自无需仰承洋商鼻息，则待时而沽，亏本者鲜矣。”

中国茶叶和生丝，在流通领域由于均以散商开设行栈的形式分头收购，先是民间抬价使得收购成本增高，继而由于集中抢购转售待时，不得不向钱庄融资，借款囤积货物的成本进一步提高。最后，洋商识破中国散商急求售出囤货的心理，有意拖延接货日期，不肯出价收购。在此情形之下，面对洋商，中国商人只得压价出售手中的茶叶和生丝。由于高价收购和低价出卖，中国商人历年丝、茶两大出口商品的亏损达数百万两白银。马建忠建议学习西方的公司组织形式，将散商以股份形式归并为几大公司，以公司模式运行，会商茶丝采办价格。资本雄厚，既可节省借贷融资利息，又可以在与洋商的交易中占据主动。

第三，减轻丝茶的税收，增强丝茶出口的价格优势。中国茶叶和生丝的出口竞争力，还受到国内高额税收的抑制。值百抽五的税则，既没有很好的执行，反而多征税款。同时，在这种常规税收之外，又加收厘金，以致税收和厘金之和几乎与货价相等，茶商无利可图。

“减轻丝茶之厘税也。……每担茶售至五十金左右，故定税每担抽二两半。今则次茶每担仅售十两，而仍以此数征之。税则之外加以厘金，间有税厘之数几与其价相埒，则茶商焉得不困。外洋恤商之策，首在于重征进口货而轻征出口货，中国之税反是。是宜及时按茶身之高下，以科税则之重轻，厘金亦视此递减。税轻厘减则价贱，价贱则出口货增，出口货增则税厘更旺，……俟修约之时，凡洋货税轻者皆可按价酌增。……修约则可重征其税，而减轻出口税之数，亦可因以取偿矣。……如是，丝茶两种既精其物产，复厚其资本，又轻其税厘，他日畅销，以敌日、印之产，而岁增出口货数千万自易易也。

关于税收与出口之关系，“税轻厘减则价贱，价贱则出口货增，出口货增则税厘更旺”。对出口商品的轻税措施，可以在价格上提高货品的竞争力。反过来，出口货物多了，国内因课税货品的增多，自然税收也会增多。他主张学习外国“首在于重征进口货而轻征出口货”的恤商政策，从税收角度保护出口货物的增加。进口税收的提高，可以在与西方势力的交涉中通过“修约”来实现。

对于其他出口货物的生产和国内出口动员，也应进行相应的整顿。他称，“至中国固有之利，除丝茶外，如牛革、羊毛、蔗糖、草缏、棉花、瓷器、大黄等物皆已运往外国，亦宜随时整顿。凡此皆所谓精求出口之货，以复我已散之财者也。”

（2）减少进口货物数量和价值的措施

要实现贸易平衡乃至盈余，在增强出口产品竞争力和出口规模的同时，必须增强自身的生产能力，实现进口替代，减少国外商品的直接进口。

“再曰使进口货少，则在仿造外洋之货，敌其销路也。进口之货，洋药而外，以洋布、洋纱为大宗。……通计近十年来，中国进口洋布每年约一千五百万匹，值银三千万两，……至洋纱，前十余年进口岁仅值十余万；曾未数载，因其精细洁白，北直诸省竞相购买，去岁进口之纱至值银一千三百九十万。中国产棉所在皆有，即如江苏之松江，太仓，岁产之棉亦不下五六百万担。今舍吾自有之棉，坐令我华民为洋棉所衣被，殊非谋国是者所以力求致富之道。光绪五年，曾经北洋大臣李奏设织布局，乃事隔十年仍未奏效。询其所由，则以资本不充，办理者或未尽善。……拟请将原设织局扩充资本，或再立新局，务使每年所织之布足敌进口十分之一，方足为收回利权之善策。诚得其人善为创办，不出十年，必有成效可睹，而后推之织绒、织呢、织羽、织毡，皆可次第施行。要使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外洋即少获一分之利，而中国工商转多得一分之生计。凡此皆所谓仿造外洋之货，以聚我未散之财者也。”

在鸦片毒品的进口之外，这里马建忠仅仅以洋布、洋纱为例，论述了进口替代的策略。实际上，在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中国传统的小商品生产模式的稳固性和基层贫困农民基于自身劳动能力的自给自足的自哺生活模式，面对中国贫弱的普通民众，外国机制棉纺织品和高档呢绒产品在中国缺乏可销售性。然而 1860 年代之后，中国的传统手工纺织业在西方机器生产的压制下，已经退居十分次要的地位。而洋务运动主导的机器生产，其规模小，而且对民间资本进行打击，实行少数权贵官僚垄断，缺乏规模效应。马建忠分析中外棉布、棉纱生产能力的统计数据，要实现进口商品的替代，既需要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又要一批实业家实现民间资本的活用，不能像李鸿章自身那样实行少数人的垄断。

2 “所以为富者，莫金银矿若”，将金银的储藏作为致富的基础

马建忠秉持西方重商主义重视金银的思想，力主金银矿的开采，作为国民富裕的保证。

“欲财常聚而不虞其或散者，则在开矿山自有之财也。矿产不一，而为用则首推煤铁，然煤铁所以致富，而非所以为富。所以为富者，莫金银矿若。……盖由道光季年，地不爱宝，先后寻获新、旧金山之金穴耳。第就旧金山而言，自明中叶新得美洲以迄道光之季，约四百年；自道光之季至同治十年，不过廿余年耳，计其间开采金银已值一万二千兆两，视前四百年间所采已过倍矣。又自同治十年以迄于今，开矿之机新奇简便，所采尤倍焉。四十年间金银之出百倍于前，故能悬不赀之赏，开非常之源，奔走天下之人才不尽，改天下之旧观不止。今也中国创设海军，力求制造、拟开铁矿，自制芦沟桥至汉口之铁路，此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创举，若仅恃流通内地区区之金银以资之，恐必不可得之数也……是则中国不讲求西法则已，中国而讲求西法以求富，则莫如自开金矿始。不然，民贫于下，财绌于上，徒扼腕于致富之无由，而不知天不弃我中国，固藏金于山，以待我之取用也，殆无异富家之祖若父窖金于室以贻后人，而其后人不知取用也，不重可惜哉！”

马建忠认为从道光末年到 1890 年不到 40 年时间，大量开采金矿，是欧美各国铁路、轮船各项事业发展和国力增强的核心因素。1848 年美国的 San Francisco（圣弗朗西斯科，或译三藩市）发现金矿，在淘金热中迅速崛起，华人称“旧金山”。后来，1851 年澳大利亚的 Melbourne（墨尔本）发现金矿，随称“新金山”。在马建忠眼中，欧美大量黄金矿藏在短时间内的发现和开掘形成的巨额黄金储备，是它们得以突飞猛进发展的财力保证。这是探矿和开掘机器及技术发展的结果，他主张应当设立股份公司进行有效的黄金开采。他还提出了改进和提高开平和山东平度矿产开掘的技术和效率的措施和建议。

马建忠主张通过借款来实现以上三项事务的成功。

“……借款既定，然后由商务衙门将前三端所举数大事，若金矿，若织布，若丝茶，先易而难，次第分办。其办理之法，总以商人纠股设立公司为根本，取其殷实资本保结，而后以借款相假，岁取其息以还洋款。或事关商务大局，而股商裹足，资本难集，即以借款为之提倡。其借与华商之息，当视洋债之息稍昂，昂方足以还洋债之息与夫往来汇兑之耗，而创办之始或有亏折，亦可于此挹注而不竭也。”通过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运营各项事务，通过国家的担保实现对外借款支持通商以富国的目标。

（二）大简化的重商主义中国版

“重商主义”是 1763 年米拉波（Mirabeau）创造的概念，用以描述支配 16 世纪初到18 世纪末的松散经济思想体系。重商主义是跨越时空的思想观念和政策选项。16-18 世纪是英国重商主义的经典时代，英国的各种作为奠定了后来各国重商主义的基本模式。

哥伦布航海地理大发现以后，从海外带来的商品与白银逐渐增多，商人阶级逐渐掌握金银，而领主仍旧拥有土地、掌握人力与粮食。简言之，竞争的要素与形态不同了，商业与贸易逐渐成为主要目标，国与国之间竞争殖民地与金银，封建领主的地位逐渐被商人与殖民地取代。重商主义的政策取向，具有三个突出的特征。第一，最突出的特征是积累金银。主张贸易顺差是国家生产力的表现，金银积累越多，国家越加富强。第二，作为一种国家主义经济学，关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以“国家干预”为特征的政策措置将贸易和金银货币的获取作为争夺世界资源的手段。这种治国取向促使 16 世纪和 17 世纪贸易大国的相继兴起。颁发特许权，以垄断的方式瓜分海外贸易地盘，以增加国家的税收。英国在 1651年、1660 年先后颁发航海条例，规定国货国运，排挤外国的竞争。秉持“你多我就少，我强你就弱” 的零和式心态，在我赢你输的局势中谋求国家的富强地位。西欧诸国在这种心态下花样百出，荷兰为了发展渔业与造船业，规定全国星期五晚餐必须吃鱼。第三，鼓励国外的原料进口、禁止本国的原料出口。同时，奖励出口，打击进口。1684 年奥地利法官霍尼克（Philipp Wilhelm von Hornick）发布的重商主义九点宣言 , 其中 6 点都涉及进出口，具体是：将一国发现的原材料都用于国内制造业；尽可能禁止外国物品进口；某些必不可少进口品，首先用其他国内货物交换来获取，而不是用金银来交换；尽可能将进口限制在可以在国内制造为成品的原料上；持续寻求市场机会将制造的剩余产品卖给外国人，以换取金银；如果某种商品在国内充足并便于供给，就不得进口。利用进出口的商战来保持贸易盈余和金银的积累。第四，通过探险、地理大发现与殖民主义构筑国力，抢夺各大洲的资源、矿产和金银。

同时，对国内的工商业和经济政策体现出三大特征。第一，废除国内的通行税，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第二，中央政府的权力日益集中和强大，通过特许权、出口补贴，强化对工商业的介入和管制，使税收能力最大化，增强海外竞争力。第三，宏观性的经济政策的实施。鼓励和强制低工资工人勤勉劳动，压抑物价，降低工商领域的成本，增强国际竞争力和积累金银。

重商主义自身有阶段的变化。关于货币与贸易，“早期的重商主义者以守财奴的眼光来看待货币，觉得一切购买都使货币减少，一切出售都使货币增加。晚期重商主义者则已用资本家的眼光来看待货币。他们懂得货币搁置不用是不会产生货币的，必须使货币运动，将货币投入流通，才能取得更多的货币。”尽管两者都主张少买多卖，但解释不同。早期的重商主义者主张少买，最好一点也不买，并且要求对每一国的贸易都应当是顺差。晚期的重商主义者主张多卖，为了多卖不妨多买，只要在货币价值上，卖出的总量大于买进的总量就行，而且只要求对外贸易的总额是顺差就行，而不以对单一国家的贸易状态为依归。早期的重商主义是货币差额论，晚期的重商主义是贸易差额论。

与西方经典重商主义比较，马建忠的《富民说》是大简化的重商主义中国版。重商主义最需要关注之点，一是将国际贸易而不是单纯国内贸易作为国家富强的政策指导思想。二是这种对外贸易是以“国家干预”的形式通过一系列的法规和特许权实现的国家政策。就第一个方面而言，1840 年以前，以国内治理为主导的清朝专制集权政权从来没有将国际贸易作为国家富强的核心内容，重商主义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就后一个方面而言，近代中外贸易的份额和因对外贸易形成的关税在国家收入中形成了巨大的比例，但这个政权的政策内容仍然固守在传统的模式之内。马建忠希望通过建立商部来推行其重商主义经济理想的目标，在并非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清朝体制内只能是缘木求鱼。可否说马建忠提出的重商主义出现了“时代错位”，没有跟上当时的国际步伐？因为 19 世纪中叶英国已经转变为自由贸易政策。抛开英国的历史事实，它正是利用重商主义贸易保护政策经过数百年的努力将自身打造成了“日不落帝国”， 其造就的英国优势地位使得它有底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自由贸易政策代替重商主义。被动打开国门的近代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所提出的趋势性需要，正是马建忠重商主义提出的时代要求。就是马建忠对金银积累的特别强调，单纯从当时国际货币制度发展的动向来看，也不能简单地作为初期重商主义的模仿予以轻视。

03

金银贮藏的国际趋势与近代主导货币的选择

马建忠对金银积累的重视，毋宁说，是他面对的生活实践和亲身体验的对外贸易和外交实务活动得出的当然结论。实际上，他击中了近代中国面临的货币困境的要害。正是那个在英国已从重商主义转向自由贸易主义的时代，欧洲各国相继建立起金本位制度。

如前述引文所示，马建忠借助煤铁与金银的比较，表明了煤铁在人类生活中的用途虽大，但煤铁本身不是财富，仅仅是致富的手段。“然煤铁所以致富，而非所以为富。所以为富者，莫金银矿若。”金银本身就是财富，似乎马建忠把金银看作财富的唯一形态。实际上，马建忠是基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和对外关系中的实际感受，注意到金银储备的重要性。在国际贸易中，逆差只能用具有世界货币性质的金银结清，而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的一系列赔款均是以白银结清。金银用于弥补对外贸易的赤字和对外赔款，就不可能服务于国内经济和社会的需要，造成积贫积弱的局面。马建忠对金银的重视，是否表明他主张“金银就是财富”本身呢？我们不能简单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在论及欧美发现金矿开矿的作用时称，“在四十年间金银之出百倍于前，故能悬不赀之赏，开非常之源，奔走天下之人才不尽，改天下之旧观不止。”这明确表明金银的大量开采和占有，为欧美各国提供了激发人民创造发明，培育人才的资金。与此相对，中国面对修建铁路，开办铁矿，建设海军，这种数千年未有的创举，“若仅恃流通内地区区之金银以资之，恐必不可得之数也。”金银的短缺直接影响国家的工业和经济发展。从他接触的西学知识来看，我们也很难说他是简单地将金银当成财富本身。1877 年他向李鸿章汇报在法国留学的学习情况称，这年五月下旬，是巴黎政治学院的考试时间，考试对策有八条。其中第三问称，“各国商例，论商会汇票之所以持信……金银有限而用款无穷，以楮代币，约之以信，而一钱可得数百钱之用也。”第八问称，“赋税之科则，国债之多少，西国赋税十倍于中华而民无怨者，国债贷之于民而民不疑，其故安在？”我们难以推断马建忠是否理解当时西方基于黄金本位的信用货币创造的机制，但从他在应对西方重税而民不怨，国家发行国债而民不疑的考试命题，他对金银问题的思考绝不止于财富本身。正如在《富民说》第一段结尾所说，金银的储蓄，在于“以权百货进出之盈虚”。由此，我们不难想象他是将金银的储藏看成发展经济的金融条件和国际贸易的基石。

正是在亚当·斯密批驳重商主义倡议自由贸易之后的 19 世纪，金矿的发现开采和欧美各国对黄金的集中占有，为金本位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德佩罗教授的研究表明，1848 -1856 年的淘金热，使得世界的黄金储备增加了 10 倍。这扰乱了白银和黄金的相对价值，白银价值的上升又推升了 1867-1880 年的“白银潮”，美国内华达州弗吉尼亚城的康斯塔克（Comstock Lode）银矿便开采白银 70 亿吨。与不断增加的白银相比，黄金的存量相对稳定。19 世纪后半期白银价格不断下降，伦敦市场每盎司自 60 便士逐渐跌至 25 便士，为了保护货币体系免受贵金属白银价格波动的不利影响，欧洲国家选择黄金为本位的货币体系（1815 年英国首选金本位，尚未成为国际主流），到 20 世纪初，单一的金本位体系在世界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近代中国的主导货币选择，与西方分岔，接续明清以来的传统做法以白银为中心，在 1870 年代欧洲各国相继建立金本位制度以后，与西方的贸易和赔款有“镑亏”的损害。但即使是以白银为主导货币，近代主权受损的局面下，面对贸易赤字和巨额对外赔款，尽管有远胜于前的白银税收记录，白银本身却成了外国银行支配中国经济金融的后盾。不要说信用货币建设，就是作为本位制度建立的基础白银和黄金的积累，对于近代中国而言也无从着手。德国可以借助普法战争中法国的黄金战争赔款，日本可以借助甲午战争中国的巨额白银赔款来建立金本位制。马建忠面对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处境，以朴素重商主义的策略倡议积累金银，单从近代主导货币的选择和货币制度的建立而言，无疑也击中了问题的要害。

来源｜《中国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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